縣級教育部門將借調鍛煉過的教師安排到各學校領導班子中，從而使行政命令進入學校更為順暢

　　盡管教學和管理骨干流失，但為了獲得“關照”，鄉(xiāng)校不得不暫時“忍痛割愛”，因為更后或多或少都會獲得“隱性回報”

　　在村落社會中，農村教育體系僅僅作為“人才抽水機”而存在，是整條教育生態(tài)鏈中價值位階上的“更末端”

　　農村教育發(fā)展的核心因素是教師，只有擁有了一批穩(wěn)定的教師隊伍，農村教育的改革與發(fā)展才會有成效。作為教育行政部門顯然也很難阻擋教師向城性流動的洪流，因此一系列公共政策設計難以避免會在強制性調控的基礎上，保留必要的向城性疏導特征。但在實踐中，教育行政部門自身也面臨重重困局，這些困局的緩解，更后又助推了鄉(xiāng)校中農村教師的發(fā)展危機。

　　筆者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城鎮(zhèn)化進程中西部底層孩子們階層再生產發(fā)生的日常機制及策略干預研究》，在展開全國大樣本調研基礎上，筆者深入中國西部農業(yè)縣——四川芥縣，開展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反思底層社會中的鄉(xiāng)村教師為何懸浮于鄉(xiāng)土社會？

　　大量農村青年教師成了“考試專業(yè)戶”

　　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民辦教師是農村教師的主體。其中，代課教師又占了大部分，盡管他們在身份上沒有被納入國家的編制體系之中，但是在教學性質上仍然隸屬于國家行政化教師序列體系之內。因為這批教師文憑相對較低且教育教學水平不高，同時城鄉(xiāng)二元的制度性區(qū)隔也使自由遷徙的農村教師主觀意愿并不強烈，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在村落中的文化優(yōu)勢也使得他們各自在農村中的社會地位總體較高。

　　盡管農村教師身處國家行政序列中的更末環(huán)，但相對而言，教師隊伍還算相對穩(wěn)定。隨著國家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的提升，質量問題被逐漸推到前臺，通過公招和清退的方式解決代課教師和民辦教師問題，同時通過公招、特崗、支教、交流等多種形式，大量引入畢業(yè)于正規(guī)**的畢業(yè)生服務于農村學校。這種方式有利于快速實現“雙高普九”，但這批在城市中接受正規(guī)化教育的農村教師，也具有了更多向農村外溢的選擇空間，再加上工作環(huán)境、社會輿論、收入待遇以及農民分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刺激，農村教師職業(yè)吸引力不足。

　　筆者對四川芥縣的調研發(fā)現：大量農村青年教師僅僅將這個崗位看作是一個暫時的“過渡崗位”，他們對提升自己教育教學水平并不感興趣，反而成為了寄居于鄉(xiāng)村文化城堡中的“考試專業(yè)戶”，只要能進城，各種考試他們都會去爭相參加。

　　許多農村學校校長也向筆者抱怨。

　　四川芥縣成鎮(zhèn)九年一貫制學校M校長說：“我們培養(yǎng)一個老師，就走一個，城里的學校又不給我們培養(yǎng)費或者轉校費，因此，我們農村學校越來越不愿意去培養(yǎng)教師，這樣我們學校的老師反而相對穩(wěn)定些�！�

　　四川芥縣云鄉(xiāng)九年一貫制學校張進校長說：“現在這些青年老師很難管，上完課就抱著公務員考試的書看，一到周末就去城里考試，一考上就馬上辭職；中年教師則將精力集中于參加城市學校的各種招聘，同時尋找各種關系借調到城里學校，再或者縣教育局和鄉(xiāng)政府到學校把骨干借調走了；那些中老年教師則普遍職業(yè)倦怠，等著退休。農村學校陷入到管理人才和教學人才青黃不接、人心散離的狀態(tài)�！�

　　縣教育局行政工作主力是借調的教師

　　縣級教育行政部門進行日常公共管理的重點是義務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這與農村義務教育的管理重心和財政撥付關系的結構性上移直接相關。然而，財權的上移意味著管理權力也從鄉(xiāng)鎮(zhèn)上移到縣級政府，而縣教育行政部門作為縣級政府的直接業(yè)務部門，在這種教育管理重心上移的過程中承擔了更多的事權，但事權的增加并不意味著教育行政部門人員編制的相應增加。

　　以筆者所調研的四川芥縣為例，該縣教育局在編在崗的公務員行政編制人員僅僅為10人，其中包括教育局長1人、副局長3人、副局級調研員2人、財務科科長1人、督導辦公室主任1人、人事科科長1人，成職幼教科科長1人。而該縣目前共有58人在局機關從事工作，其中絕大多數屬于教師編制，系從該縣各類學校中借調而來，包括縣政府總督學、基礎教育科科長、局辦公室主任、德育科科長、招生辦公室主任等一批中上層干部。僅少數幾位后勤人員，如司機、廚師屬于合同制用工人員。這意味著在教育局從事公共行政管理和行政執(zhí)行的工作人員其實主要是隸屬于各學校的教師。

　　四川省芥縣教育局副局長A告訴筆者：“現在我們局里各個科室的常規(guī)性工作非常龐雜，同時還要應付隨時安排的上級檢查、學校檢查以及各種達標工作檢查，隨時都要報送各種材料、總結、規(guī)劃，參加各種各樣會議，還要開展自己各科室的特色亮點工作，定期要做階段性總結和匯報等。各個科室都非常焦疲地應付著這些工作，根本沒有時間去做系統(tǒng)性和科學性的教育實地調研和觀察，沒有辦法，人手不夠，所以我們非常希望通過改革能夠把各種分散化的問題集中起來，讓我們工作簡單一點�！�

　　據這位副局長的測算，如果要基本順暢地應付當前該縣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保守估計至少需要70人。

　　從2007年至今，筆者曾調研過的江西、吉林、四川、重慶、河北、廣西等省(自治區(qū))市(州)縣(區(qū))教育行政部門中，也大量存在這種現象：

　　一方面，在中央精簡機構和壓縮編制的價值導引下，縣級政府嚴格控制人員編制；另一方面，不斷膨脹和事無巨細的教育公共事務，促使縣級教育行政部門不得不從本系統(tǒng)學校中借調大量教師來從事行政工作。

　　縣級教育行政部門面對日益復雜的常規(guī)性工作以及其他各種臨時性和突發(fā)性工作，面對行政人員編制不足的尷尬現實，不得不加快推進學校的集中化步驟：一方面，將分散的農村學校大規(guī)模撤并，在城鎮(zhèn)中實行規(guī)模性集中，從而減少管理層級；另一方面，將從學校中借調鍛煉過的教師安排到各學校領導班子中，從而使教育行政部門的行政命令進入學校更為順暢，學校的行政工作也更符合教育行政部門的胃口。

　　由此可見，“借調”事實上成為了基層教師職務升遷、單位(學校)變更的重要渠道：一方面，與縣城學校教師相比，農村學校教師有更強烈的主觀借調意愿，以實現職務升遷和單位變更；另一方面，因為行政成本更低，區(qū)縣教育局更愿意從農村學校中借調教師。但教學和管理骨干的流失，對本就人才稀缺的鄉(xiāng)校發(fā)展和農家子弟成長的影響更大，但為了獲得“關照”，鄉(xiāng)校又不得不暫時“忍痛割愛”，因為更后都會或多或少獲得“隱性回報”。

　　另外，在事權風險增大但人手又不夠的普遍大趨勢下，區(qū)縣教育局更愿意推行教師制度改革，把教師從“學校人”變?yōu)椤跋到y(tǒng)人”。這為借調教師提供了更為便捷和成本更低的制度性合法空間。

　　候鳥式工作生活：住在縣城，工作在鄉(xiāng)鎮(zhèn)

　　農村學校在被加劇從村落社區(qū)中抽離出來的同時，承擔教化農家子弟重任的教師也愈來愈遠離農村，除了他們所服務的部分學校暫且位居于鄉(xiāng)鎮(zhèn)之外，他們與村落鄉(xiāng)土社會毫無關系。

　　筆者對四川省芥縣和重慶市D區(qū)的田野調研中，發(fā)現兩縣農村學校布局調整后，教學點和村小全部被撤銷，以前位于鄉(xiāng)鎮(zhèn)中的小學和初中合并變成了九年一貫制學校。在筆者所調研的9所九年一貫制學校中，除了管理學生日常住宿的幾位德育處老師和生活老師暫時住在本鄉(xiāng)鎮(zhèn)，其他所有老師都住在縣城，每天早上統(tǒng)一乘坐學校租賃的車輛到位于鄉(xiāng)鎮(zhèn)中的學校工作，下午又統(tǒng)一坐車回縣城。

　　筆者調研的很多縣都實施了農村教師周轉房政策，周轉房主要建于縣城和鄉(xiāng)鎮(zhèn)之中的校園內。這種農村教師集中居住政策確實穩(wěn)定了教師隊伍，解決了居住難題，但也同時進一步將農村教師與外在的村落社會相隔離，農村教師的生活圈自我內化與封閉化。

　　四川芥縣云鄉(xiāng)九年一貫制學校4位年輕老師(其中一位是服務期滿留在該校工作的年輕特崗教師)告訴筆者：

　　“學校里年紀大點的老師基本在縣城都有房子，就我們年輕老師沒有房子，比較麻煩�，F在學生越來越少，有空出來的學生宿舍，我們在這些宿舍里臨時住一下，當然都希望住在縣城里。

　　我們當然希望上面領導(教育局)給老師修建的周轉房建在發(fā)達一點的地方，更好是縣城，這樣生活也方便一點。雖然我們都來自農村，但畢竟都在城鎮(zhèn)讀的高中、**，早就習慣城鎮(zhèn)生活了。盡管目前我們在農村學校工作，但不想在農村住，父母在村里都覺得沒有面子，更不要說我們自己在同學和朋友面前的感覺了�！�

　　這種候鳥遷徙式的日常工作生活方式使農村教師不得不逐漸遠離農村，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農村社會內部復雜的變遷與轉型，他們更難以理解內化于村落社會中不斷變更與翻新的地方性知識與鄉(xiāng)土生態(tài)，而他們的言行、服飾、禮儀與觀念也因在縣城的長期生活而愈來愈被城市文化同質化。

　　農村教師不足 撤點并校成必然

　　作為某國家級課題組成員，筆者對江西、重慶等9省20個區(qū)縣調研數據發(fā)現：在本次5285個總體有效樣本數中，發(fā)生過事實性流動的高達3366個，占總有效樣本量的63.69%，在樣本量為2274個的農村教師中，有1556個教師具有潛在外部流動意愿，占樣本量的68.43%，其中有87.76%的農村教師想流出農村實現外部性流動，而鄉(xiāng)鎮(zhèn)中學教師的潛在外流比例更高，為76.51%。農村教師群體中事實性流失率和潛在性流失率都偏高。

　　在另一項筆者參加的定量調查中(2087份有效樣本)發(fā)現：教師第一學歷為本科者，有外流意向比例高達83.9%，大專為81.52%，而第一學歷為中師(中專)、高中者比例則分別為71.27%和43.16%�？梢�，農村教師的潛在外流率與學歷水平總體成正比例分布。

　　在村屯、鄉(xiāng)鎮(zhèn)、縣城教師中，鄉(xiāng)鎮(zhèn)中學教師通過繼續(xù)教育方式實現學歷提升幅度是更大的，同時也是潛在流動率更高的，農村教師從第一學歷通過繼續(xù)教育的方式得以提升之后，從潛在流動意向轉化為事實流動的比例也更高。

　　筆者調研中發(fā)現，部分區(qū)縣教育局組織的教師招聘就呈現出這樣的特征：縣管校用體制下以區(qū)縣教育局為主體所組織的教師招聘，很多地方采取的措施即是將新招入的**畢業(yè)生全部直接安排到農村學校，兩年以后，才有資格參加由區(qū)縣教育局統(tǒng)一安排下的縣城學校對農村學校教師的內部招聘，這批被散落到農村學校中的**畢業(yè)生才有機會進入縣城學校工作。在上升過程中他們所面臨的困難，當然不僅僅是同樣來自農村學校任教多年教師的競爭，還包括遭遇各種排斥性的內部潛規(guī)則。

　　這種對年輕新入職教師強制性的安排與上升渠道必要性的疏通，正是教育行政部門面對農村教師職業(yè)吸引力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疏導措施。但要系統(tǒng)性地解決這種難題，教育行政部門難免會選擇大規(guī)模地撤并農村學校，進而通過在縣城舉辦大規(guī)模學校的方式來解決此類難題，因此“文字上移”具有非�，F實的緊迫性。

　　農村教育幾乎完全被城市教育所牽引，而處于集體失語的狀態(tài)，“被代表”的尷尬話語地位使農村義務教育只能被動全盤接受城市教育的文化平移與觀念嵌入，致使農村教育在這種不斷的權利剝奪中，被剝離于農村社區(qū)的日常生活空間之外。在村落社會中，農村教育體系僅僅作為“人才抽水機”而存在，是整條教育生態(tài)鏈中價值位階上的“更末端”。

　　可見，當前中國農村教師崗位嚴重缺乏吸引力，農村教師隊伍非常不穩(wěn)定，農村教師事實性外流和潛在性外流的比例都過高，農村教育發(fā)展堪憂。

　　(文中縣及縣以下地名、人名均為化名。感謝東北師范**農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國農村教育發(fā)展協同創(chuàng)新中心在田野工作中所提供的幫助，感謝東北師范**教授鄔志輝、中國社會科**博士后劉怡然與作者的多次討論)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 李濤）